来源：大成律师事务所
在跨境交易中，多语种协议既是双方沟通的成果，也是企业内部审批和实际履行的重要依据。以中英双语合同为例，境内企业通常依据中文文本判断交易条件，境外主体则更多依赖英文文本。如果两种文本对付款、解除条件或违约责任的表述等存在差异，双方即使在同一份合同上签字，也可能对各自承担的义务形成不同认识。这类分歧在交易顺利时未必显现，但待付款条件是否成就、解除权能否行使或损失应否赔偿成为争议焦点时，语言差异便将直接影响法律判断。
究其本源，双语合同的风险既可能来自翻译遗漏，也可能产生于协议修改不同步、法律概念使用不当，以及主合同与附件等系列文件间缺乏明确的效力安排。仅约定“以中文为准”，虽能为文本冲突提供处理依据，却不能保证中文内容可准确反映双方磋商结果。对此，企业对于合同审查的重心应先识别语言差异对权利义务的影响，再确定相应解释依据，最终将双方确认的交易安排落实于可执行的合同条款。笔者结合此前案件经验，作如下阐述：
一、语言差异如何影响合同权利义务
（一）影响履行义务：履约内容、条件及期限的表述差异
履约条款中的语言差异，往往集中于条件和限定词等。例如，中文载明“验收合格后支付尾款”，英文却写为“The balance shall be paid upon receipt of the goods”，便未体现“验收合格”这一付款前提。如发生质量争议，买方可能依据中文文本认为尾款尚未到期，卖方则依据英文文本主张收货即应付款。同样，中文要求提交“完整且符合约定的交付文件”，英文若仅要求提供“delivery documents”，也可能遗漏文件完整性与合规性的要求，使交付义务是否完成产生争议。
期限条款亦需要结合履行方式核对。中文要求“十个工作日内付款”，英文若使用“within ten days”，而合同又未对“days”作统一定义，两种文本便可能产生不同的到期日；中文规定通知应在期限内送达，英文若仅要求在期限内发出，则可能影响通知是否及时。此类差异不仅关系某一方是否违约，还可能影响违约方进行补救的合理期限、对质量的异议及合同权利的行使。即，数字一致并不意味着期限安排一致，仍建议对计算单位、起算节点及完成标准等作二次校对。
上述情境说明，双语审查应服务于完整的履行安排，不能止步于单句翻译：由谁履行、履行什么、履约所需条件及认定完成的节点等，均为双语审查之重点。尤其在付款与交付相互关联的交易中，不可仅核实付款约定，更应一并审查验收、交付及异议处理等后续安排。如果付款条款以验收为条件，验收条款却未明确程序或完成期限，即使中英文完全一致，双方仍可能对付款时间产生分歧。
（二）改变违约后果：解除条件、赔偿范围及责任限额的差异
违约条款中的文本差异，可能直接影响一方能否解除合同，以及另一方应当承担何种责任。以笔者承办的某跨国晶圆买卖纠纷为例，中文约定“一方发生严重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英文却写为“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Contract if the other party commits a breach”（一方违约时，另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未保留与“严重违约”相对应的“material breach”限定。如合同约定英文具有优先效力，对方可能据此主张，解除权的行使无需以严重违约为前提。
赔偿条款则需要进一步区分赔偿范围与责任限额。就赔偿范围而言，中文若限定“仅赔偿直接损失”，英文却写为“The breaching party shall compensate the other party for all losses arising from the breach”（违约方应赔偿对方因违约产生的全部损失），便未体现“direct losses”所对应的范围限制。争议发生后，双方可能因此对哪些损失属于赔偿范围产生不同理解，原本拟通过中文条款排除的损失项目，也可能成为对方主张赔偿的依据。
就责任限额而言，应同时核对限额的计算基础和适用例外。英文若以某一期间内实际支付的费用作为责任上限，中文却简化为合同总价，两者计算所得的限额便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即使计算基础一致，也不能忽略例外条款：英文若约定违反保密义务或知识产权义务所产生的责任不受上限约束，中文却遗漏这一安排，就可能使同一责任在两种文本下分别呈现“不受限额约束”与“适用限额”的不同结果，改变双方原有的风险分配。
上述差异能否产生相应法律后果，还需结合适用法律理解有关术语。例如，“warranty”可能用于事实保证、质量承诺等不同事项，“indemnity”也可能针对特定损失约定补偿义务，不能仅凭“保证”“赔偿”等中文译名确定责任性质。审查时，应结合条款明确承诺的具体内容、责任触发条件、是否以违约为前提，以及该项责任是否受到一般赔偿条款和责任上限的限制。对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等概念，也应核实其在适用法律下的含义；双方如希望排除某些特定损失项目，宜直接列明相关项目及例外，避免仅以概括性术语表达而留下解释空间。
二、双语文本出现差异时的解释方法
（一）确定解释依据：文本地位、语言优先约定及适用法律
首先，双语合同出现争议后，需确认哪些文本构成双方的合同约定。双方共同签署的中英文版本、一方为内部审批制作的译文，以及诉讼中另行提交的中文翻译件，在形成目的、确认方式及法律地位上均有区别，不能直接作为同等的解释依据。如果英文合同已经双方确认，中文仅为内部参考译文，企业便不能仅凭该译文主张对方接受了其中的责任限制。反之，两种文本均经双方签署，并明确约定具有同等效力，也不能因一方习惯使用英文，就忽略中文内容。因此，文本的形成、交付与确认情况，应与合同中的语言约定一并审查。
其次，确认中英文文本均属合同组成部分后，可进一步根据双方语言约定处理文本差异。若合同明确约定冲突发生时，以某一语言为准，则原则应依该约定确定解释依据，但需审查优先约定是否覆盖争议文件及条款；优先文本自身含义不明的，也不能仅凭其优先地位得出结论。对于约定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的合同，《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二款推定各文本词句具有相同含义；确有不一致的，应结合相关条款、合同性质、目的及诚信原则确定其含义，而不能直接认定中文或英文具有优先效力。
语言优先约定的适用范围，在多份文件共同构成合同的交易中尤其重要。上海海事法院在世某有限公司与中国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2019）沪72民初4XX号〕中，认定保险单中的中文优先约定仅针对保险单，不能扩张至保险合同整体；在未能证明订约时交付相关中英文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诉讼中提交的中文版本亦不能当然成为合同组成部分。该案所提示的，是优先条款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具体文件范围及文本交付事实之上。主合同、技术附件或标准条款分别使用不同语言时，应逐一确认其合同地位及适用的语言约定，不能将主合同中的一项约定直接推及全部文件。
最后，确定合同文本及其效力关系后，还需确认解释合同所适用的法律。选择英文为优先文本，并不等于默认选择该境外主体的属地法律；将争议提交中国法院，也不意味着实体争议一律适用中国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因此，需要结合合同性质、双方义务及实际履行情况确定适用法律，不能仅凭合同语言或一方主体所在地作出判断。具体分析时，建议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如涉及外国法律的查明，则需适用该法第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二）；如涉及国际货物买卖的，则应进一步审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是否适用；该公约第八条对当事人陈述及行为的解释设有专门规则，也会影响合同含义的判断。本文后续主要讨论中国法下的解释方法，涉及其他法域法律或国际公约时，应依据相应规则另行分析。
（二）确定条款含义：合同整体、磋商记录及履行行为审查
在中国法适用的情况下，对争议条款的解释应从通常词义出发，并结合合同整体及交易形成过程判断。《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四百六十六条第一款，以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一条，要求结合相关条款、合同性质和目的、习惯及诚信原则，并参考缔约背景、磋商过程和履行行为确定条款含义；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不同于通常词义的共同理解的，则应据此认定。因此，主张某一文本更符合交易目的，不能仅作结论性陈述，还应说明该理解如何与其他条款、磋商记录及实际履行相互印证。
以磋商记录为例，该证据的重要性在于，能够反映双方对争议事项是否形成共同理解。例如，双方曾在邮件中明确确认“验收完成后支付尾款”，最终英文文本却仅记载收到货物后付款，该邮件便可能成为解释付款条件的重要材料。与之相比，一方内部预算、审批意见或律师批注，如果未向对方披露并获得确认，通常不足以单独证明双方具有相同理解。履行行为也应放在具体背景中评价：双方长期按照同一条件结算，可以支持对该条件的理解；一次提前付款却可能只是个别商业让步，不能当然推定原有付款条件已经永久改变。
如果争议条款来自对方提供的标准合同，还应进一步审查格式条款规则是否适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至第四百九十八条分别规定了格式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效力及解释规则，其中，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以争议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且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等条件为前提。因而，不能仅因英文文本由对方起草，就直接采用对其不利的解释。同样，语言差异也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双方已经形成交易合意，争议主要集中于个别条款的含义，首先应通过合同解释确定权利义务，而不宜仅凭翻译分歧否定合同整体效力。
进入诉讼后，还需区分作为合同组成部分的原始文本与为诉讼提交的中文译文。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五百二十五条，外文书面材料应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当事人对译文有异议的，应共同委托翻译机构，无法就机构选择达成一致时，由法院确定。提出译文异议时，宜具体列明原文、争议译法、建议译法及其对诉讼请求的影响，并提供必要的上下文。翻译意见有助于准确呈现原文含义，但译文的确定并不等于法律效果的确定；条款最终如何影响双方权利义务，仍须由法院或仲裁庭结合适用法律、合同整体及案件事实作出判断。
三、如何通过合同安排减少解释风险
（一）起草阶段：明确文本关系与关键条款的法律效果
起草双语合同前，建议首先确认两种文本的用途及其效力关系。如果双方确需以两种语言共同订约，应当使两种文本均完整反映交易安排，并明确不一致时的处理规则；如果一方仅需中文用于内部理解，则应清楚说明其参考译文地位，避免在签署形式上产生相反印象。语言优先条款还应说明其是否覆盖附件、订单及补充文件。有关文件另有语言约定的，应明确该特别安排与主合同规则如何衔接，防止争议发生后再推定适用范围。
对关键条款，则建议优先确定商业安排及相应法律效果，再对应组织中英文表达。付款条款需要明确到期条件，验收条款需要明确程序和完成标准，解除条款需要明确违约程度、补救要求及通知方式，赔偿条款则需要明确项目、上限及例外。不能仅因某一英文模板已使用多年即当然推定其完全适用当前交易；也不能在中文作出实质修改后，即单纯以近似英文词语相应嵌套。涉及不同法域概念时，应核实拟采用的表述能否在适用法律下实现预期安排，并通过单独定义方式作出特别说明。
最后，对于合同语言、适用法律与仲裁语言，建议分别作出明确安排。语言优先条款不能代替法域选择，也不意味着仲裁程序当然使用同一语言。起草时，建议结合主要交易文件、人员能力和潜在争议处理需要选择程序语言。若合同包含技术资料或特定行业标准，还应尽早确认其是否需要翻译、由谁提供，以及术语如何统一使用等，最终达到实体条款与后续争议处理衔接的后续安排。
（二）签署阶段：同步复核双语版本并固定最终合意
签署前建议围绕主合同及系列协议作整体复核，此时应以拟签署的完整版本为对象，而非仅检查最近修改的段落表述。例如，主合同、附件及签署页应当对应同一套文件，关键数字、条件、例外及交叉引用需要再次核对。特别是在某一语言优先的安排下，企业不能只审批另一语言文本，而应确认优先文本已经准确落实全部磋商结果。
对于重要修改，建议同步更新并保留能够说明双方确认过程的往来记录。对于付款条件、解除权或责任限额等事项，可在确认邮件中简洁说明修改后的安排，并由有权人员确认。修改记录侧重于说明双方最终达成的意思表述，而非代替已完成签署的文本内容。因此，签约前应清理尚未解决的批注和不同版本，将已经达成的共识完整写入合同，避免以“双方都知道真实意思”为由留下显而易见的矛盾。
若签署后发现差异，且双方能够协商一致的，建议单独通过补充文件明确，而非只修改各自保存的译文材料。补充文件应说明是确认原有含义，还是自某一时点调整权利义务，并对应处理既有付款、履行及责任问题。面对实际改变责任范围的内容，不宜仅以“翻译修正”概括；若争议已经发生，则应尽早保存原始文本、磋商记录和履行资料，围绕具体条款组织论证，避免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一项概括性的语言优先约定。
综上，涉外合同的双语安排，最终需落实为双方能够共同理解并据以履行的权利义务。审查时识别条件、范围及例外的差异，解释时核对文本地位和共同理解，签署时保证版本与磋商结果一致，才能减少语言差异对交易确定性的影响。对企业而言，双语文本审查既要准确处理文字，也要能够说明这些文字将如何影响履行与责任；两种文本在法律效果上的一致，才是双语合同应当实现的目标。
作者：
- 吴晨尧，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高级合伙人；专业领域：房建与能源、争议解决、公司与并购重组、跨境投资与贸易；邮箱：charles.wu@dentons.cn
- 蔡庆安，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律师；邮箱：qingan.cai@denton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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