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公开《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26年第49号,以下简称“《办法》”),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施行近九年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2017年第11号令,以下简称“11号令”)同日废止。《办法》是今年7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国令第837号,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后的首部部委落地规则,共六章七十六条,是目前观察中国对外投资监管走向最重要的操作性文本。本文结合《规定》以及今年8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办法》征求意见稿,对《办法》作体系化解读,并就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当下应当关注的问题,提出我们的观察与建议。
一、立法脉络:监管对象从“境内企业”走向“全主体、全路径”
过去近十年,发改系统对外投资监管的基础文本是11号令。11号令的监管对象是境内企业以及境内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投资,境内自然人直接在境外投资并不在其射程之内,个人经由境外架构进行的投资主要通过外汇管理部门的“37号文”登记加以规范。这一格局在今年发生了根本变化。7月1日施行的《规定》在行政法规层面首次将投资者界定为“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并将对外投资界定为“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获得境外企业、资产等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的活动”。
《办法》第2条完整承接了上述定义,并以八项情形加以例示:从获得境外土地、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的相关权益,到获得境外企业或资产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再到新建或增资境外企业、参股境外股权投资基金,以及“通过协议、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其他组织或者资产”。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列举采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的开放式表述,同时第71条明确,投资者、对外投资、控制、中方投资额等概念的认定“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换言之,立法者有意将定义的外延留宽,以实质判断补充形式列举。
对红筹架构企业以及持有境外平台的个人而言,这意味着一个基本判断:境外主体不再是中国对外投资监管视野之外的空间。境内居民个人实际控制的境外公司对外投资,属于该个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对外投资;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在境外再投资的,同样落入《办法》的射程。
二、监管架构:核准、备案与报告的三层分工
《办法》延续并细化了分类分级的监管思路,形成了层次清晰的三层架构。理解自己的投资落在哪一层,是投资者做任何合规判断的起点。
第一层是核准。
实行核准管理的,是投资者直接或者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敏感类对外投资,核准机关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第12条)。
敏感因素包括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未建交、发生战争或内乱、依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需要限制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与敏感行业(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维修、跨境水资源开发利用、新闻传媒,以及依我国法律法规和有关调控政策需要限制对外投资的行业),敏感行业目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另行发布。
截至本文发出之日,敏感行业目录尚未出台,“其他敏感国家和地区”亦无公开名单,这使得敏感与否的判断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个案沟通。
第二层是备案。
实行备案管理的,是投资者直接开展的非敏感类对外投资,也即涉及投资者直接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的情形(第13条)。
备案机关按投资者类型和中方投资额分层设置:
- 投资者为中央管理企业(含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所属机构直接管理的企业)的,以及投资者为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
- 投资者为地方企业且中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下的,由投资者注册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 居民个人则向其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第三层是报告。
投资者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非敏感类对外投资的,无需核准或备案,但应当在实施投资前10个工作日通过全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网络系统提交境外再投资报告(第14条);投资者通过受控境外主体对境内开展返程投资的,参照办理。
围绕这一层,《办法》还搭建了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报告体系:
- 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或者关乎我国与有关国家外交关系的项目,应当在签署投资协议等重要前期工作开展前10个工作日提交前期工作情况报告(第41条);
- 项目完成或者终止后10个工作日内提交完成或者终止情况报告(第42条);
- 存续期间发生外派人员重大伤亡、境外资产重大损失,或者外方要求提供技术、数据,要求转让、处分投资相关资产权益,以致威胁或损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情形的,应当立即提交重大不利情况报告(第53条);
- 投资者还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提交对外投资信息年度报告,报告截至上年末的对外投资有关信息(第54条)。
三层架构之下的配套约束同样值得注意。属于核准、备案管理范围的投资,未取得有效核准文件或者备案通知书的,外汇管理、海关等部门依法不予办理相关手续,金融企业依法不予办理相关资金结算和融资、担保等业务(第35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闸门”;相比之下,报告类义务并不与外汇环节挂钩。已核准、备案的项目,如发生投资者增减、投资地点或主要内容的重大变化,或者中方投资额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原金额的20%、变化达1亿美元及以上的,应当在情形发生前办理变更手续(第36条)。核准文件和备案通知书的有效期为两年(第37条)。违法违规行为将被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实施联合惩戒(第56条)。
三、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改了什么,没改什么
与8月21日《办法》征求意见稿相比,《办法》正式稿的篇章结构和核心制度完全保留,实质性修改集中于两处,而且都属于放宽。
- 境外再投资报告的提交时点由实施投资前20个工作日缩短为前10个工作日,投资者执行交易的前置时间约束减半;
- 年度报告的提交截止日期由每年3月31日推迟至6月30日,与多数企业的年报和审计周期更为协调。这两处调整显示,监管部门在信息掌握与企业交易效率之间作了务实的平衡。
同样值得解读的,是没有改动的部分。征求意见期间,市场对居民个人纳入监管的范围、敏感行业目录的覆盖面、受让存量股权等不取得控制权的少数股权投资是否应当明确排除等问题多有讨论,正式稿对这些问题均未作文字调整。一方面,开放式定义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原样保留,意味着单纯依赖形式上的结构安排并不能当然规避监管认定,通过恶意分拆项目等手段申请核准备案的,机关将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核准、备案,并对投资者及主要责任人处以警告(第58条);另一方面,立法者针对不取得控制权的少数股权受让是否构成“获得境外企业所有权……等权益”仍然大致延续了类似原11号令的处理,原11号令监管体系下该等少数股权老股投资仍受监管有可能延续。
此外,《办法》第73条为通过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港股通、跨境理财通等渠道开展的境外金融市场投资保留了豁免:此类投资不适用核准、备案、报告的规定,但投资实施后投资者单独或者与一致行动人共同取得被投资企业控制权,或者合计获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或者表决权比例达到10%的整数倍,或者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的其他情形的除外。这一豁免及其例外可能指明了发改委《办法》监管雷达外的合法境外投资路径为通过现有跨境金融投资的工具箱(QDII、港股通、跨境理财通)一条。
四、对企业和投资者意味着什么:七点观察
(一)红筹搭建的全链条进入发改视野:设立境外主体应先经备案(甚至核准),返程投资应经报告
红筹架构的搭建与境外平台的投资全面进入发改委监管视野,虽然监管强度是分层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搭建红筹架构的动作本身,如今就构成居民个人直接开展的对外投资。《办法》第2条列举的第六项是“新建境外企业”,个人在境外新设特殊目的公司,无论注册资本多么微小,文义上即落入其中;以境内公司股权作价注入境外持股平台、换取境外公司股份的经典换股安排,则属于以投入“权益”的方式取得境外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同样构成对外投资。由此,非敏感情形下,个人应当在实施前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并取得备案通知书(第13条);拟搭建架构所承载的业务涉及新闻传媒等敏感行业(例如此前传统VIE架构所对应的相关行业)的还可能落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范围(第12条)。配合第35条,备案通知书更已成为资金环节的法定前置:未取得的,外汇管理部门依法不予办理相关手续,金融企业依法不予办理相关资金结算和融资、担保等业务。换言之,红筹搭建由过去“37号文外汇登记”的单线时代(汇发[2014]37号),进入发改备案与外汇登记双线并行、发改手续在先的时代。此外,第2条第八项将“通过协议、信托等方式控制境外企业”明确列入,创始人以境外家族信托持有或者重组上市平台股份的安排,也应当纳入个案评估。
架构的回程一段同样被纳入。《办法》第14条第2款规定,投资者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对境内开展返程投资的,应当参照境外再投资报告的规定,在实施投资前10个工作日提交报告——境外上市募集资金回流增资境内运营实体、经由境外平台收购境内资产等常规动作,都将以事前报告的方式进入发改部门的视野。这是发改系统首次掌握红筹架构“向内”的一段:此前它主要由外汇管理部门通过37号文登记掌握,并在落地环节适用外商投资的各项规则。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报告是信息义务而非审批,外商投资信息报告、负面清单、关联并购等落地规则并未因此改变。
由此,红筹资金循环的出与入,第一次同时呈现在发改(备案与各项报告)、外汇(37号文登记)和商务(外商投资信息报告)三条线的记录之中,口径不一致的结构将更容易被识别。对历史上37号文登记不完整,或者登记内容与实际架构存在出入的企业和个人而言,尤其值得在12月1日前做一次体检:先行补齐或者更正外汇登记,再进入新规之下的备案与报告体系,使各条线的记录相互印证,远好于带着瑕疵进入一个信息互通程度更高的监管环境。拟赴境外上市的企业,则应当把发改手续纳入重组时间表——可以预期,证监会境外上市备案程序和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中,发改备案通知书和各项报告凭证将与37号文登记一样,成为标准的核查事项。当然,个人办理对外投资备案在我国是全新的行政实践,对设立持股平台这类名义金额的投资如何受理、备案尺度如何把握,仍有待各地发展改革部门的执行实践和配套问答进一步明确。
(二)“敏感类与否”成为关键的定性问题
在敏感行业目录和国别口径明确之前这一判断存在不确定性。但《办法》第11条同时赋予投资者法定咨询权:投资者可以就拟开展的对外投资是否属于核准、备案、报告范围向发展改革部门咨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告知。对处于规划阶段的重大项目,善用咨询程序和预沟通、以可留痕的方式确认项目分类,远比事后补救经济。
(三)报告将成为新常态,宜以台账化方式应对
前期工作报告、再投资报告、完成(终止)报告、重大不利情况报告和年度报告时点各异,但共性是报告义务而非审批义务,违反报告义务的法律责任为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逾期不改正的对投资者及有关责任人处以警告或通报批评(第63条),显著轻于未经核准、备案即实施投资的责任——后者将面临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及中方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还将被责令停止投资、限期处分股份、资产并处更高罚款(第60条)。与其逐单应付,投资者不如建立统一的对外投资合规台账,把各项报告节点嵌入交易时间表和投后管理流程。
(四)签约环节成为明确的监管时点
中方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或者关乎我国与有关国家外交关系的项目,在对外方政府作出投资承诺、签署投资协议等重要前期工作前10个工作日需要提交前期工作情况报告。大型交易的签约时间表因此需要预留监管动作的提前量,交易文件的签署安排、排他期和长停日的设计,都应当把这一节点纳入考虑。
(五)《办法》没有专门的过渡条款,新老衔接应当按“实施”时点把握
第76条只规定了施行日期和11号令的同步废止,全文没有针对施行前已开展投资的过渡安排。这一沉默本身既可能是答案,也可能是问题:根据《办法》,核准、备案和各类事前报告的履行时点均锚定于“实施对外投资前”,而实施对外投资前是指投资者投入资产、权益或者提供融资、担保等之前(第12条),如果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法理,在12月1日前已经实施完毕的投资(包括此前不在11号令射程之内的居民个人经由境外架构开展的间接投资),就不存在需要“补办”核准、备案或者事前报告的问题;然而,也存在该留白是给未来配套细则及实践中并不“新老划断”留取空间的可能性。
即使抛开是否“新老划断”仍有三点需要注意。
- 年度报告和重大不利情况报告针对的是对外投资及其形成的资产、权益的存续期间,属于对持续状态课予的新义务,并不区分投资发生在施行之前还是之后——既有境外持股自12月1日起即进入信息报告体系,建议企业和个人投资者在施行前对既有境外持股和资产做一次全面梳理,确定首次年度报告(2027年6月30日前提交)的申报范围和口径。
- 存量架构的新动作适用新规:施行之后,既有红筹或者境外平台开展的每一次新投资都是境外再投资,该报告的报告、该核准的核准,平台搭建于何时在所不问;在途项目更应对照实施时点判断适用的规则——签约在前而交割、出资落在12月1日之后的,实施环节即受新规约束。
- 境外投资安全审查自今年7月1日起已随《规定》生效,其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的转让、处分的覆盖并无时点切割,可以触及存量资产的处置。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表示将更新配套格式文本和常见问题解答,存量与在途项目的具体衔接口径有望在其中进一步明确,值得持续关注。
(六)其他结构选择同样可以影响监管层级
在合规前提下,如果投资者以境外主体自有或者境外募集的资金、境外技术和本地团队实施投资,不涉及境内主体直接出资或者提供担保,可以使项目保持在报告层而非备案层;如果相关主体正常开展长期供货、委托加工、技术许可、经销等经营,不取得任何股权或者资产权益的,则整体处于“对外投资”定义之外。
(七)《办法》不是唯一的闸口
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规定》第15条、《办法》第15条)独立于核准、备案程序运行,其实施细则尚待出台;投资中伴随的技术、数据和人员流动,另受出口管制、技术出口和数据出境规则的约束;商务主管随国务院《规定》的配套规则尚待出台;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敏感行业目录也尚未出台。投向发达市场的项目,还需要同步考虑东道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例如美国的CFIUS审查和欧盟的相关审查机制。完整的合规判断,需要多轨并行、整体设计。
结语
从11号令到49号令,中国对外投资监管完成了从“企业ODI”到覆盖企业、其他组织和居民个人,贯通直接与间接投资的制度升级。对多数经营者而言,新规增加的主要是透明度义务而非审批负担,真正的高门槛集中于敏感类对外投资;而敏感的边界如何划定、个人间接投资如何在实践中落地,仍有待目录、配套规则和执法实践给出答案。在12月1日施行之前,摸清存量、校准在途交易的时间表、就关键项目的分类定性与主管部门沟通,是当下最务实的三件事。我们将持续跟踪敏感行业目录、商务主管部门配套规则及安全审查细则的进展,并及时与各位分享。
来源: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作者:
- 石磊,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上海;业务领域:投资并购类交易、资本市场、企业合规等;电话:(86-10)5809 1067;邮箱:shi.lei@jingtian.com
- 方倩雯,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业务领域:包括资本市场、重组、兼并收购、私募股权与风险投资;电话:(86-21) 2613 6313;邮箱:fang.qianwen@jingtian.com;
- 徐云云,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业务领域:境外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兼并收购、外商投资和一般公司业务;电话:(86-21) 2613 6266;邮箱:xu.yunyun@jingtian.com
- 潘漪,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北京;业务领域:境外资本市场、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外商投资和一般公司业务;电话:(86-10) 5809 1000;邮箱:pan.yi@jingt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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