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构建的传统能源结构是工业时代科技文明飞速发展的基石，但气候影响要求当代能源结构转向更为清洁、多元高效的新能源。2026年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重塑各国能源结构战略布局，是全球能源流动版图调整的催化剂。其中，土耳其站在欧亚十字路口建立的能源过境国位置，在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的能源结构转型战略旨在实现从区域能源强国迈向全球能源枢纽，其《2035年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战略》对于中国能源电力工程出海企业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于投资和建设工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一、工业社会对能源供应重度依赖
工业革命以来，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是世界前三大能源供给来源。石油是工业的血液，煤炭是重要的基础能源，两者是全世界工业化国家最重要的能源储备形式。作为煤炭的主要替代能源，天然气在全球能源绿色化进程中被广泛用于工业采暖、生产性锅炉和热电厂机组，旨在缓解能源短缺。
电力消费作为能源转换的主要形式，其结构呈现了不同国家能源供应结构的主要形式。发达经济体主要能源供应来源较为多样化，核电、水电和天然气供电是重要的能源载体，发展中经济体的供电能源结构相对单一，且大多偏向于传统能源。
随着技术的进步，全球可再生能源比例持续上升，虽然相比传统能源仍偏低，但全球电力结构中可再生能源正逐步成为电力增长的主体来源。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占比34.3%、发电量5072太瓦时，超过煤炭占比的33.1%、4896太瓦时，太阳能发电成为全球电力系统变革的主要驱动力。
二、能源结构转型沿革和发展
（一）可再生能源成为能源供给增长的核心动力
人类能源利用正加速迈向低碳化、多元化新阶段，能源生产消费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导逐步转向以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为主导。目前，化石能源仍支撑约86%的能源供给体系，但全球可再生能源转型正在有序推进，并成为能源供给增长的核心动力，新旧能源协同运行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要形态。
（二）全球不同区域能源结构战略差异显著
美国、欧盟和中国作为全球能源消费和供给的核心主体，因自身禀赋和外部环境差异形成了不同的能源发展路径，而我国是全球清洁能源和核电增长的核心。从全球新能源发展格局来看，美国能源政策从供给侧利好天然气产业、制约新能源发展。欧盟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升，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高达47.3%。中国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世界领先，增长贡献率持续位居世界首位。预计2025-2030年间，中国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占全球的60%左右。
（三）地缘冲突促进和加速能源结构的长期重塑
当前，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已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能源格局，全球能源秩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不稳定时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不仅暴露了化石能源体系的致命缺陷，更是极大提升了非化石能源战略地位。能源危机对清洁能源转型的推进效果相当于政策驱动的2-3倍，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后预计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整体将提速5-10年。此次冲突倒逼各国重新审视能源战略，发展非化石能源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必需，驱动各国以前所未有的政治意愿和资本规模加速布局可再生能源。当战争的硝烟散去，真正决定国家命运的，是能否在这场从效率优先向安全优先的大转型中构建起自主、可控、绿色的底层能源系统。
三、土耳其能源结构转型战略
作为《巴黎协定》签署国之一，土耳其的能源政策和法律框架旨在与国际义务保持一致，建设一个更可持续和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从一次能源供应结构看，土耳其能源是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主，风能、太阳能和水能为辅的多元结构，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占比过半。近年来，土耳其政府不断增加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推进能源结构转型。截至2025年9月，土耳其全国装机总量达121吉瓦，其中水电26.6%、天然气20.2%、煤电18.1%、风电11.7%、太阳能19.9%、地热1.4%，清洁电源比重稳步上升，化石电源占比呈温和回落态势。
为推进能源结构转型，土耳其的新能源立法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2011年《可再生能源法》建立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2017年《电力市场许可条例修订》对可再生能源区域的预许可做出了特别规定。土耳其《2035年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战略》，计划在2035年实现189.7吉瓦装机，其中120吉瓦约74.3%的新增装机容量为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每年需完成8吉瓦新增装机。此外，土耳其推出可再生能源资源区模式助力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落地，通过招标引入投资者，以集中和高效开发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
一直以来，土耳其因其良好的区位条件，被外界称为能源中转站。土耳其正在评估地区新能源架构，其战略布局从单纯的能源过境国向区域能源强国转型，通过跨境电力交易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一方面为伊拉克石油和卡塔尔天然气开辟替代路径，一方面加速本土核电与新能源的双线并进。截至2025年底，土耳其风电和光伏总装机容量已达40吉瓦，到2035年光伏装机要达到76.9吉瓦，风电装机要达到43.1吉瓦，在2030年前新增4.8吉瓦核电装机，2035年前核电再增加2.4吉瓦。
四、土耳其新能源项目开发的挑战
（一）可再生能源补贴支持机制
对于新能源投资项目，土耳其政府除提供便利土地供给、优先新能源电力上网外，还推出了两大补贴电价机制：刺激新能源投资速度的YEKDEM和主打制度优越性强调本土化和低电价的YEKA。
可再生能源支持机制YEKDEM下，土耳其政府为满足条件的新能源项目提供为期10年的美元固定电价补贴。该机制自2005年建立以来，经历了多次重大修订，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包括电价计算方式、货币种类和补贴机制等核心条款都有调整，这种频繁的调整导致了法律环境的不稳定。YEKDEM的保底支付主要依赖伊斯坦布尔能源交易所（EPIAS）信用及其电力交易相关制度安排，能源部、财政部都不对YEKDEM机制提供专项担保，EPIAS自身单独的信用难以被中资金融机构接受。
在YEKDEM之后，政府推出了大规模招标的YEKA机制，通过招标的方式引入投资者集中和高效开发区域内的可再生能源。YEKA机制下，土耳其政府为满足条件的新能源项目提供特定时间段内的照付不议补贴电价，具体方式与YEKDEM相同。更进一步的是，能源部在YEKA协议中为EPIAS的该等义务提供明确担保，投资人可与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签订长期（15年）购电协议，担保EPIAS的保底购电的义务，可融资性大为提高。
在本地化要求方面，YEKDEM和YEKA均以补贴机制推进新能源技术本地化与产业链落地。YEKDEM机制为使用本地设备的投资人提供额外的本地成分激励电价，YEKA机制下使用本地设备的项目可获得更高的上网电价附加奖励。但是，为获得额外电价补贴而采购的土耳其产设备，其长期可靠性、效率衰减率可能未经全球市场充分验证，从而对项目稳定运营和收益造成不利影响。
（二）并网难度的制约
土耳其电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已建成的覆盖全国的输配电主干电网以400千伏、154千伏电压等级为主，但难以支撑大规模可再生能源和储能项目的集中接入，部分新能源资源丰富的中部、南部地区，如安纳托利亚中部光伏走廊，存在变电站容量饱和、输电线路走廊稀缺等问题，成为制约项目落地的核心瓶颈。电网升级与灵活性资源部署的速度，将直接决定土耳其未来3—5年新能源项目的落地节奏，短期内“并网容量+送出条件+调度规则”仍将是新能源投资项目进度与可融资性的硬约束。
对应《2035年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战略》，土耳其的电网基础设施正迎来一个大规模投资和现代化升级的新时代，政府已将电网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提供系列政策性措施。首先，土耳其允许项目开发商通过竞标的方式，为预先确定的项目支付一次性费用，以获得未来售电价格的长期保障。其次，土耳其已建立标准化的并网管理体系，提升标准并加强流程标准化管理。第三，土耳其的混合电站与辅助电源政策，鼓励在现有电站加装辅助太阳能或风电电源，以提高土地和电网接入资源的利用效率。但对投资方而言，锁定并网前置条件仍是项目融资落地的关键。优先选择“绿能走廊”覆盖区域 ，提前开展电网接纳能力评估，以及明确变电站接入路径等工期节点，但仍然难以避免因并网问题延误项目投产。
（三）高通胀高利率
土耳其的政策利率在过去两年经历了由加速上调到稳步回调的过程，现行的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框架将继续支持通胀的持续回落，可见土耳其正努力实现通胀可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双重目标。土耳其目前采用“高通胀+低利率”政策组合，央行利率远低于通胀水平，导致本国货币价值受损，里拉对美元等国际硬通货长期处于贬值通道。目前政策利率锁定在37%的高位，实际融资成本已提高至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2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土耳其经济仍极易受冲击，需要采取更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和结构性改革，以巩固通胀回落趋势。
在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后，能源涨价通胀压力随之而来。虽然土耳其的降息周期已经终结，如果局势持续动荡，不排除加息的可能。里拉的汇率不稳定性将导致项目存在汇率风险，里拉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与土耳其内部通胀叠加，将可能导致项目的本地运营和维护成本快速上涨。YEKDEM和YEKA机制中不能及时反映实时汇率变化，电价的调整不能完全覆盖汇率波动的风险。而当前，土耳其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波动及附带引发的汇率波动风险，将成为影响中资机构对土耳其基础设施投资的根本因素。
结语
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被收紧，土耳其多元化的能源战略、核电与可再生能源的本土化布局，以及与国际能源巨头的深度合作，正在帮助土耳其重塑能源安全与地缘经济地位。《2035年能源转型可再生能源战略》为中国出海企业提供了新能源建设的平台，但在具体的项目推进中，电价机制的解读、电网设施建设以及汇率仍是难以克服的现实障碍，需要以更平稳更长远的合作方案来实现中土新能源领域的深度合作。
来源：国际工程与劳务杂志，作者：谢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