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7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1（以下简称"《规定》"），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系统规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该《规定》既是对全球供应链持续动荡的立法回应，也标志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正式纳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

外部环境方面，美西方持续推进对华供应链"脱钩"，出口管制和单边制裁不断升级，关键领域断供风险加剧。国内立法方面，近年来中国已相继出台《反外国制裁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反制法律法规，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反制工具箱。在此基础上，《规定》确立了风险监测与防范、应急管理、安全调查与反制措施的立法授权与监管机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治理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治理，代表了中国政府在该领域的重要政策。

对于中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如何统筹协调中国政府监管要求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法律义务，将成为企业合规管理的关键议题。本文将解读《规定》的制度框架与重点条款，梳理其与现行法律体系的衔接逻辑，重点分析企业面临的合规挑战与实务建议。

（一）“关键领域清单”制度及相应机制

《规定》第七条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制定并动态调整“关键领域清单”。该清单决定了《规定》第八至十一条监测预警、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机制的适用范围。目前，有关部门尚未发布该清单，主管部门、认定标准、动态调整程序及清单所触发的具体执法行为等均有待明确。结合政策导向与地缘政治背景，“关键领域清单”的认定标准可能综合考虑战略重要程度、对外依赖程度及供应链脆弱性等因素。参考司法部官网发布的相关专家解读及近年来的贸易措施，集成电路、新能源（锂电池、光伏组件）、稀土等领域有较大概率被纳入“关键领域清单”。

其中，第十一条授权国务院或相关部门在发生“影响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情形，危及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时，可采取紧急调度、动用储备以及组织生产、运输、供应等应急处置措施。该触发条件目前尚未有明确界定，企业在合规预判方面存在一定挑战。但应当认识到，此类应急处置措施定位于极端紧急情形下的风险防范，一般情况下，上述机制不会对企业的日常运营造成直接影响。

（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与反制措施

（三）境内信息收集限制

《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在我国境内开展与产业链供应链相关的调查等信息收集活动的，有关部门依法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该条款未区分境内主体与境外主体，而以"任何组织、个人"作为规制对象。该条也未设定信息收集活动的规模标准。就针对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展开的调查而言，其无疑落入适用范围；然而，企业针对自身供应链相关情况所开展的内部排查，或者进口商就其全部供应商的供应链相关情况所进行的调查，是否同样属于该适用情形，则尚不明确。这意味着，无论是跨国企业、中资企业及其员工，若配合境外政府或相关机构，或企业自行决定就产业链供应链事项开展信息收集，均应审慎处理，在特定情形下，可能被认定为本条所规制的对象，面临主管部门采取处理措施的法律风险。需注意的是，条文中“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的具体指向，以及“处理措施”的具体内容，目前均未明确，企业在合规判断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但是，在收集和对外提供数据时，至少应结合《国家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反间谍法》、《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等法律法规加以判断。

（一）核心概念解释空间大，合规预判难度高

（二）跨国企业潜在的合规困境及影响分析

场景一：基于外国法或内部合规要求的产业链调查与信息收集

场景二：跨国企业在华业务被列入“关键领域清单”后的持续影响

（一）持续监测配套规则与执法动态

（二）规范境内信息收集与境外审计安排

针对在华发起供应链信息收集与合规审计的跨国企业，建议在启动实质性数据收集活动前，设置前置合规评估节点，引入专业法律顾问对调查方案及问卷内容进行合法性审查。同时，审慎评估相关信息收集及数据跨境传输的必要性，确保审计活动的合法性。

对于配合信息收集及接受境外审计的境内实体，尤其是跨国企业在华子公司，出海中资企业等，建议建立完善的信息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区分可公开的一般商务信息与涉及供应链数据等敏感信息，并对敏感信息的对外提供设定审批程序与脱敏要求。

此外，企业在与上下游合作伙伴签订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风险对合同履行的影响，合理设计风险分配机制。特别是在境外法律强制要求收集或提供某些数据，而中国法律禁止或限制此类数据出境的情形下，建议在合同中预先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及争议解决方案，以降低因法律冲突引发的履约风险和合规责任。

（三）完善产业链布局调整与交易决策的合规评估

（四）建立内部应急响应机制与对外沟通渠道

1.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4/content_7064837.ht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