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地缘政治变化、国际监管规则趋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企业跨境经营面临的法律与合规风险显著增加。企业管理层需从战略层面构建系统化风险管理体系，以保障国际业务稳健发展。
观察显示，“一带一路”投资正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产业与技术合作延伸，政治与监管风险成为跨境投资的核心变量，关键基础设施项目需关注特许经营权稳定性，数据合规与技术监管成为新的法律风险高发区。企业应通过投资结构设计、投资保护条约及国际仲裁机制，构建多层法律保护体系。
一、投资趋势
早期“一带一路”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及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而近年来投资结构逐渐向产业合作和技术合作升级。这一变化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关注传统工程法律问题，还需要应对数据合规、技术监管及产业政策等新型法律风险，不同行业领域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
- 新能源：以光伏、电力、储能项目等作为典型投资模式，企业需关注电力购买协议(PPA)、政府担保等关键法律问题；
- 港口物流：投资模式包括港口特许经营、航运合作等，企业需关注特许经营权的稳定性；
- 数字经济：投资模式为数据中心、通信网络等，企业需关注数据安全与跨境传输；
- 高端制造：以海外产业园、合资建厂等作为典型投资模式，企业需关注外资准入及技术监管等法律问题。
“一带一路”项目通常采用多层投资架构，主要的交易结构和投资方式涉及股权投资/项目融资、EPC工程承包/长期运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及特许经营模式。项目合同体系则包括项目开发协议（PDA）、特许经营协议（CA）、电力购买协议（PPA）、融资协议、政府担保文件等。
二、核心风险
实践中，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通常可以归纳为五类核心风险。
- 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政府更替、政策调整等，可能导致项目终止或重新谈判；
- 监管风险：主要表现为外资准入限制、审批变化等，可能导致项目投资结构调整；
- 合同风险：主要表现为特许经营权稳定性不足，企业可能面临商业争议或损失；
- 数据与技术风险：主要体现在数据跨境监管环节，企业可能面临合规处罚；
- 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外汇管制、融资限制等，可能导致投资回报下降。
在大型基础设施或能源项目中，政治风险与监管风险往往是影响项目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三、热点案例
近期国际投资领域广泛关注的案例，是某国政府取消外国企业港口特许经营权事件。
某外国企业长期运营该国运河两端的重要港口，并计划将其全球港口资产出售给国际航运财团。然而，该国最高法院裁定相关港口特许经营协议违反宪法，政府终止特许经营权并接管港口运营。这一事件不仅影响数百亿美元的全球港口交易，也正引发国际仲裁索赔。
该案例表明，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商业投资往往与国家战略及地缘政治紧密相关。
当前中企在“一带一路”沿线面临的政治风险已不仅限于传统的战争或征收，更多表现为隐蔽的“政府违约”和“法律变更”。例如，东道国新政府上台后拒绝承认上届政府签署的特许权协议，或通过环保、劳工监管手段变相增加企业成本。传统的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合同范本中笼统的不可抗力条款难以覆盖这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
四、全周期风险模型
在业务实践中，“一带一路”投资风险通常贯穿投资前、投资中、投资后三个阶段。企业需要建立全周期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在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法律策略。
- 投资前：主要面临外资准入限制、政策不确定性等风险，企业应开展尽职调查与投资结构设计；
- 投资中：主要面临项目合同履行、政府审批等不确定性风险，企业应进行合同管理与合规体系建设；
- 投资后：主要面临政策变化、争议纠纷等风险，企业应寻求国际仲裁与投资保护。
五、建议
（一）建立国别法律动态监控系统
针对重点投资国，企业应利用当地法律资源，实时跟踪投资准入、税务及劳动法的变化。
（二）开展存量合同压力测试
企业应对现有“一带一路”项目合同进行梳理，重点审查不可抗力条款、法律变更条款及终止赔偿公式的完备性，识别是否存在政治风险敞口。
（三）加强跨法域律师协作
在复杂项目中，企业应组建“中国律所+东道国头部律所+国际仲裁专家”的法律服务团队，确保交易架构既符合中国监管要求，又能融入当地法律体系，同时具备应对国际仲裁的韧性。
来源：商法CBLJ
作者：张天翼，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联系方式：邮箱：tianyi.zhang@tahota.com
本文刊载于《商法》2026年02月刊，原标题为“企业跨境投资的法律挑战与系统化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