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个中资项目被印尼政府叫停：投资16亿美元的巴塘托鲁水电站因生态影响被撤销许可，巴厘岛“精灵坠崖”网红电梯刚建成即遭强制拆除，多个矿产加工项目的审批流程被突然冻结。这些项目的官方叫停理由高度一致——环保合规不达标，但剥开表层原因不难发现，真正导致中企折戟的，是对印尼多元治理体系的认知偏差、一元化思维的路径依赖，以及文化与社会融入的全面缺失。对于渴望开拓东南亚市场的中资企业而言，读懂印尼投资环境的底层逻辑，破解水土不服的困局，已成为出海印尼的必修课。
一、印尼投资环境的核心逻辑：多元制衡下的规则重构
中企在印尼的投资困境，根源在于对当地政策刚性约束+社会多方博弈双重环境的误读。印尼作为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其投资规则的设计始终围绕国家利益优先与多方诉求平衡展开，这与我国政府主导、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差异，也让习惯了单一治理环境的中企陷入被动。以下是对于印尼投资环境及政策的解读。
（一）政策层面：环保与本地化的硬约束已成常态
印尼近年来的外资政策调整，呈现出表面放宽、核心收紧的鲜明特征。2021年《综合性创造就业法》推行OSS在线审批系统，简化了部分行业的准入流程，但在矿产、能源、旅游等战略领域，监管标准却持续加码，且这种约束并非针对中资，而是面向所有外资的统一要求。
1、环保标准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影响管控
过去，企业只需满足项目红线内的污染控制即可通过环评，但如今印尼的环保审查已延伸至周边生态系统——巴塘托鲁水电站之所以被叫停，并非直接占用了塔帕努利猩猩的栖息地，而是因为项目建设割裂了该物种唯一的种群交流廊道，被认定为间接生态损害。这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理念，要求企业在规划阶段就必须考虑物种迁徙、水土保持、碳排放等多重因素，而非仅关注项目本身的环保指标。
2、本地化要求的升级
本质是印尼资源民族主义的体现——核心是禁止原矿出口、推动工业下游化，实现资源价值内化。印尼政府明确规定，矿产、能源等领域外资项目需与本土企业合作，核心技术岗位印尼员工占比不低于30%，且必须在当地完成加工制造，严禁单纯出口原材料。
3、中央定调、地方执行的审批格局
部分项目虽已获得中央政府的投资许可，但地方政府仍可根据环保压力、民意诉求调整执行标准。巴厘岛“精灵坠崖”电梯项目就是典型案例：该项目符合中央旅游发展规划，却因巴厘省地方政府担忧破坏自然景观原真性、引发社区环境问题，最终被强制拆除。这种地方自主权的存在，要求企业不能仅搞定中央，更要兼顾地方政府的具体诉求。
（二）社会层面：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不可忽视
印尼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地方势力、宗教文化、社区利益、环保组织多极并存的特征，任何投资项目若忽视其中任一主体的诉求，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其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及对中资企业项目执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社区的话语权远超中企预期
根据印尼土地法、环境法及AMDAL社会影响评估实践，涉及社区土地与生计影响的项目，通常需取得社区多数成员的事前同意，并建立可持续的利益共享机制。但多数中企仍沿用国内“一次性土地补偿”的模式，既未让社区参与项目收益分配，也未优先满足当地居民的就业需求。某中资农业项目曾因仅支付土地征用费，未承诺后续就业岗位，导致当地居民联合抵制施工，项目停滞长达半年。
2、环保组织影响力已渗透到政策执行层面
印尼环境论坛（WALHI）、绿色和平组织等机构，通过舆论造势、法律诉讼、公众请愿等方式，能直接推动政府对项目的监管升级。巴塘托鲁水电站的环保争议，最初就是由环保组织发起调查，曝光项目对塔帕努利猩猩栖息地的潜在威胁，最终引发全国性关注，迫使政府撤销许可。这些组织往往具备专业的法律与环保知识，其发起的诉讼往往能精准击中企业的合规漏洞。
3、宗教文化深刻影响企业日常运营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90%以上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斋月作息、清真饮食、宗教节日等习俗并非文化差异，而是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部分中企因未在斋月调整施工时间、未建设清真食堂，导致员工流失率飙升，甚至引发劳资纠纷；在佛教圣地或文化遗产保护区投资的项目，若未充分考虑景观保护与宗教习俗，也极易引发社会争议。
这种多方制衡的社会生态，要求外资企业具备多元沟通与利益协调的能力，而这正是中企长期以来的短板。
（三）司法层面：程序合规是维权的核心钥匙
1、中资企业对印尼司法环境的认知偏差，本质上是对其司法制度设计与治理逻辑的深层误读
部分企业受片面信息影响，将个别司法腐败传闻放大为对整个体系的否定，形成司法程序无效、维权必受阻的刻板印象，进而刻意忽视甚至规避印尼司法程序，既不熟悉行政诉讼、仲裁等法定救济路径，也因对司法环境的恐惧而不敢通过合法途径主张权利。这种认知误区导致中企在遭遇行政制裁或民事纠纷时，往往陷入只依赖非法律沟通的被动局面，错失通过司法程序化解危机的关键机会。
2、中资企业须意识到印尼已构建起三审终审的司法体系框架
最高法院作为终局审判机关，其裁判具有绝对权威性，且近年来在程序正义、司法公开等方面的改革成效显著——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若存在程序瑕疵，即便涉及资源、环保等敏感领域，仍可能被法院依法撤销。拓维律师事务所雅加达办公室近期代理中资矿企在印尼最高法院诉印尼林业部的胜诉案例，正是这一司法逻辑的典型体现。这一案例不仅印证了印尼司法体系的程序价值，更证明了中企只要精准把握当地司法规则、善用专业法律资源，就能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3、忽视印尼司法程序，本质上是主动放弃了投资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
在印尼多元治理体系下，司法机关是平衡政府权力、社会诉求与外资权益的核心载体，其程序优先的裁判原则，为中企提供了可预期的维权路径。中企若仍固守司法无用论的错误认知，既无法应对印尼日益完善的法治环境，也难以在复杂的投资博弈中构建长期竞争力。
二、中企受阻的核心症结：一元化思维的路径依赖
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失败，本质上是中国经验与印尼现实的严重脱节。长期在一元化治理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与运营习惯，让中企在面对印尼的多元格局时，出现了事前调研、事中执行、事后应对全链条的系统性偏差。
（一）事前调研：重政策文件，轻社会洞察
多数中企在项目立项阶段，将核心精力放在解读中央政府的准入政策与投资优惠上，却忽视了对地方规则、社会需求的深度挖掘，导致项目从一开始就埋下风险隐患。以下总结了三点中企海外投资的普遍行为：
1、在政策解读上，往往“浅尝辄止”
仅关注是否允许外资进入、持股比例限制等显性条款，却未深究环保标准、本地化要求等隐性细则。巴塘托鲁水电站项目在立项时，虽按要求完成了基础环评，但未意识到印尼环保法已修订间接生态影响条款，最终因项目割裂猩猩迁徙廊道，被认定为环保违规。这种对政策细节的忽视，本质上是将国内政策解读看主干的习惯直接套用至印尼，却不知当地政策的执行细则才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
2、在社会调研方面，存在精英化倾向
普遍将调研对象集中在政府部门、开发商、行业协会等上层力量，却未下沉到当地基层社区，倾听普通居民的真实诉求。巴厘岛“精灵坠崖”电梯项目中，中企仅与巴厘省旅游局、项目开发商进行了沟通，未走访周边村庄，完全未意识到电梯建成后游客激增可能给社区带来的淡水短缺、垃圾污染等问题。当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发起“反对电梯”运动时，企业才仓促应对，但早已错失挽回时机。
3、风险评估体系严重单一化
未将宗教文化、工会力量、地方势力等因素纳入风险模型，默认只要获得政府批准，项目就能顺利推进。这种思维忽视了印尼多党制民选政府的特点——政策执行极易受民意影响，地方政府在环保压力、社区诉求面前，往往会调整甚至推翻此前的审批决定。
（二）事中执行：重工程推进，轻合规与融合
项目实施过程中，中企的以下三点行为往往以赶工期、控成本为核心目标，将合规管理、本地化融合视为额外负担，最终因小失大，触发监管红线。
1、环保合规沦为形式主义
部分中企将环保措施视为应付检查的流程，而非日常运营的底线。某中资矿产项目虽按要求设置了植被恢复区，但实际砍伐的森林面积远超许可范围，且未按规定每月提交卫星监测数据，仅在环保部门检查前临时补充材料，最终被举报查处，项目停工整改长达3个月，直接损失超千万元。这种重表面、轻实质的合规态度，在印尼严格责任原则（即使无主观过错，造成环境损害仍需担责）的法律框架下，无异于自取其辱。
2、本地化运营停留在表面功夫
多数中企的本地化仅体现在雇佣当地员工上，但这些员工多集中在保洁、安保、基础生产等低端岗位，核心技术与管理岗位仍由中方人员垄断，在项目过程中未进行任何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这种掠夺式的本地化模式，与印尼政府“通过外资带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诉求严重相悖。
3、利益共享机制缺失，使社区从中立者变成了反对者
中企普遍认为，支付土地征用费就已完成对社区的补偿，却未意识到印尼社区更看重“长期受益权”。作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方在雅万高铁建设项目中的一系列正面举措可为有志于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投资的中企提供有力的借鉴：中方不仅将部分配套工程分包给当地中小企业，还建立了社区培训中心，为居民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岗位，甚至将部分收益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利益互惠的模式，使得雅万高铁获得了当地社区的广泛支持，即便建设过程中出现临时环保问题，也能及时通过沟通协调顺利解决。
（三）事后应对：重沉默公关，轻危机沟通
面对项目受阻的突发情况，中企应避免采用以下三种容易加剧矛盾的应对方式，防止小问题升级为无法挽回的危机。
1、采取被动沉默，或强硬对抗的态度
部分中资企业的固有思维中认为低调处理就能避免舆论扩大，殊不知在印尼的舆论环境中，沉默即等同于默认违规。如巴塘托鲁水电站许可被撤销后，中企长期未公开回应，环保组织趁机发起抵制中资项目的运动，导致当地居民固化对中企的负面印象；另有企业在被要求整改时，以投入资金巨大为由拒绝配合，甚至通过媒体指责印尼政府政策反复，这种做法彻底触怒了当地民众及监管部门，最终错失整改机会。
2、依赖单一渠道进行沟通
多数中资企业习惯于在出现问题时依赖外交途径或中央政府进行协调，却未能在充分了解当地经商文化的前提下，与项目地的政府、社区、环保组织建立直接沟通渠道。事实上，印尼的地方政府与社区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仅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打招呼”难以解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容易让中企陷入被动局面。如某中资旅游项目曾因环保问题被地方政府叫停，企业最初仅通过中国官方机构进行协调，结果耗时2个月仍无进展；后来改为直接与地方政府、社区代表、环保组织召开四方听证会进行协商，公开整改方案与利益共享承诺，仅用3周就达成了共识，项目恢复施工。
3、普遍缺乏应急预案
多数项目在立项时未制定合规风险应对方案，一旦遭遇叫停，往往使企业被动陷入停工-谈判-赔偿的负面循环，损失不断扩大。这种“重进攻、轻防守”的运营思路，在印尼复杂的投资环境中显得尤为脆弱。
三、破局之路：从被动合规到互动融入的转型
中企要在印尼实现可持续投资，必须彻底摒弃一元化思维与中国经验照搬的路径依赖，构建适配当地环境的多元融入模式，从战略、执行、沟通三个层面实现全面转型。
（一）战略层面：建立“政策+社会”双维度调研体系
项目立项前，必须将政策精准解读与社会深度洞察相结合，实现风险前置，从源头杜绝隐患。
1、在政策调研上，推行中央+地方双轨制
除了与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能源与矿产资源部等中央机构保持常态化沟通，及时掌握行业政策动态外，更要及时咨询印尼当地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与咨询公司，深入了解地方政府的环保要求、税收政策、执行尺度。例如，巴厘岛对旅游项目的生态税标准高于其他地区，苏门答腊岛对矿产项目的植被恢复率要求更严格，这些地方细则必须提前纳入项目规划与成本预算，避免后期因政策差异导致合规风险。
2、社会调研实现下沉式全覆盖
在寻求融入印尼当地社区时，除了要与上层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外，还要努力联合当地NGO、社区领袖开展逐村走访，全面了解社区的就业需求、环保关切、文化禁忌。例如，在热带雨林区域投资水电站项目时，应提前调研周边社区对生态流量的诉求（保障农业灌溉与鱼类洄游），并将其纳入项目设计的考量；在宗教聚居区投资制造项目时，要提前了解斋月作息、宗教节日安排，避免因施工时间冲突引发矛盾。
3、文化调研前置化
应将经过调研的项目地宗教习俗、社会礼仪、沟通方式等知识纳入员工培训体系，让项目团队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尊重本地文化的意识。尊重印尼人的和谐沟通习惯，避免在商务谈判中使用强硬语气，采用更温和的迂回协商方式达成共识。
（二）执行层面：落地“合规+本地化+利益共享”三位一体模式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推进合规管理与本地融入，将其变为企业面对审查的核心竞争力，而非额外成本，通过实质行动赢得政府、社区与社会的信任，成为每个中资企业都将面对的重点问题。
1、环保合规要实现实质化升级
不能仅满足于“通过环评”，而要主动采用更高的环保标准。可以引入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等国际认证，主动接受第三方机构与国际环保组织的监督，提升项目公信力；在生态敏感区域施工时，要采用差异化的环保措施——例如用索道运输替代道路开挖，减少植被破坏；在水电站项目中预留生态流量，保障下游生态系统；在矿产项目中采用边开采、边恢复模式，确保植被恢复率达标。同时，可设立专项环保补偿基金，用于周边生态修复与环保宣传，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2、本地化运营要走向深度化绑定
不能停留在简单地雇佣本地员工的表面，更要推动技术与管理的双下沉。技术层面，与印尼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研发中心，在核心技术与管理岗位中显著提高本地员工比例，并通过培训、师徒制等方式落实技术转移义务；管理层面，聘请当地职业经理人担任子公司高管（如财务、人力资源、政府关系负责人），利用其对本地政策、文化的熟悉度，提升决策的适配性。同时，要严格遵守印尼的劳工法律，保障员工的工资福利、休息权利，主动与工会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避免因劳资矛盾引发项目停滞。
3、利益共享要构建长期化机制
要摒弃一次性补偿的短视思维，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利益分配体系。例如，设立社区发展基金，将项目年度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如学校、医院、淡水设施）；将部分配套工程（物流、餐饮、维修）分包给当地中小企业，带动社区经济发展。通过这种利益互惠，将社区从反对者转化为支持者，保障项目的长期运营。
（三）沟通层面：构建“多渠道、透明化”的对话机制
中资企业如何改变被动回应的沟通模式，主动与政府、社区、环保组织、媒体建立常态化沟通渠道，打造信任共同体将成为缓和矛盾、加速互相理解和问题解决的关键。
1、与政府的沟通要主动化、常态化
不能等到出现问题才找政府，而要定期向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交项目进展报告，尤其是环保合规、本地化执行等关键指标的完成情况；一旦发现合规风险，应第一时间主动向监管部门汇报，主动提出整改方案，而非被动等待处罚。
2、与社区、环保组织的沟通要平等化、透明化
探索推行项目开放日制度，定期邀请社区居民、环保组织代表参观项目现场，讲解环保措施与进展；每季度召开“利益共享听证会”，公开项目收益与社区基金使用情况，接受公众监督。针对争议问题，要邀请第三方机构（如国际环保组织、本地高校）进行评估，用客观数据化解疑虑，避免情绪化对抗。
3、与媒体的沟通要本地化、正面化
企业可通过聘请当地专业的公关团队，用印尼语及时发布项目信息，重点宣传项目对当地就业、经济、基础设施的积极贡献，避免使用中国标准、外资主导等易引发抵触的表述。当出现负面舆情时，应第一时间发布真实信息，澄清误解，而非沉默或否认。通过正面的本地化传播，塑造负责任、共发展的企业形象，提升品牌公信力。
四、结语
中资企业在印尼的投资受阻，并非因为印尼市场不欢迎中资，而是传统运营模式与当地多元治理体系的不兼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印尼的资源禀赋与市场潜力依然对中企具有巨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的背后，是更高的合规要求与更复杂的社会环境。
未来，中企出海印尼的核心竞争力，将不再是单纯的资金与技术优势，而是如何“融入本地”的能力——即读懂当地规则、尊重当地文化、倾听当地声音、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唯有彻底摒弃一元化思维，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融入，从利益索取转向价值共生，方能突破投资困境，在印尼市场实现长期扎根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中资企业而言，印尼市场的挑战与机遇并存。那些能够快速适应多元治理环境、真正实现本地化融入的企业，终将在这片充满潜力的市场中占据先机，与印尼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原标题：中资印尼投资从受阻到扎根——破解政策博弈、社区融合与环保合规三重难题）
来源：印尼投资
作者：许永东，拓维律师事务所拓维雅加达办公室负责人、首席合伙人；联系方式：邮箱：xuyd@topwe-law.com